陈根:制造无聊的现代人,是消灭无聊还是致敬无聊?

文/陈根

人人都会无聊,处处都有无聊。通常,无聊被认为是对单调乏味活动的直接反应。无聊是生活中的一种存在,无论好坏,它与任何其它的精神状态一样,都是无可避免的。有时,它甚至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感受。

诗人布罗茨基曾写过一篇名为《赞美无聊》的文章。在诗人看来,所谓的无聊,是“时间向你们自己那套世界观的入侵”,由此生出个体渺小的体认。这也构成了向无聊致敬的理由。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无聊却越发成为人类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无聊可能在人们生命中所引发的种种不适、痛苦、甚至是困厄。人们害怕无聊的发生,因为无聊的一个最典型特征,就在于时间流逝得缓慢且艰难——几乎是度秒如年。但同时,无聊又似乎更无处不在了,人们常常刷着手机上源源不断的短视频,却感到难以名状的乏味。

无聊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体验,既神秘又痛苦,如何面对现代生活的无聊,人们又能否化无聊为有聊?

无聊之显学

对无聊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一门“显学”。事实上,在心理学现有的知识结构里,不管是用二分法还是三分法,都不会细分到“无聊”这个程度。“无聊”在心理学里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话题,但是它正在逐渐成为现象学研究的一个对象现代人期待着能够通过科学方法认识无聊,甚至希望透过无聊来改变自己。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无聊并非是当代突然出现的事情即便是史前时代,以采集为主的原始人仍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刻。早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就捕捉到了无聊带来的不安感:“同样的事情要持续多久?人们肯定会打哈欠、睡觉、吃饭,还会渴、会冷、会热。难道这都没有尽头吗?”

在中世纪,无聊被称为阿西娅,它被神学家们认为是一种恶习,“因为无聊代表了对宗教职责的忽视”。后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聊又被认为是工业化或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上层阶级的疾病。可以说,无聊曾经只属于社会中的极少数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阶层”的身份象征。

直到近代,无聊才成为了一个心理学,乃至医学研究的课题。在1920年代,纽约城市学院的约瑟夫·巴马克着手研究如何刺激工厂里的工人以应对重复无趣的工作,在进行了一系列堪称危险的尝试之后,他得出的答案是给工人服用各种兴奋剂——咖啡因、安非他命和麻黄碱之类。

到了现代,研究者们对于无聊的研究则越来越量化。研究人员对无聊情绪进行精细的分类,并且开发出了用于衡量无聊程度的指数和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BPS)、无聊易感性量表(Boredom Susceptibility Scale,BSS)之类的学术名词。

在人们对无聊进行科学研究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哲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等对于无聊给出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分类。其中,根据时间的变式,无聊可以对应三个层次的存在。

第一种无聊是“因为某事物而无聊”。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日常生活中等待某件事过程中产生的无聊,比如等待挂号、等待汽车的时间空挡。这样的无聊显然与时间相关,赶走无聊就是消磨时间,没事可做就成了某一时间段“空”着而没有被占满的无聊原因。

事实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精确化,现代人所追求的高效和快捷,实质上就是将时间准确地安排得满满当当,不留空隙。于是,抽象的科学化时间,在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人们一旦停止运动,不生产就容易失去意义而感到无聊。

无聊的第二种形式,即“在一个时间下自己感到无聊”。与第一种情况相比,无聊对象难以发现,不是具体的某个东西,比如使人无聊的等待,而是“我不知其所是”,但事后我们还是感到无聊。数字时代下,人们面临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网络空间,短视频、自媒体内容可以消解掉人们大多数时间,但即便不需要消磨时间但许多时候人们仍感无聊。

在第二种形式的无聊里,人们操劳于物,同样也操劳于时间。使用时间时“现在”的延展或时间的停顿,以至于人们对这种无聊情绪无所察觉,但无聊没有消失,只是更加隐秘甚至加深了。

如果说无聊的第一种形式表现得最直接,是人们明显感到“空”时间带来的不快;第二种形式的无聊因为忙碌、甚至惬意的忙碌而难以察觉。那么,第三种无聊则是隐藏最深,却也最根本性的无聊。在第三种深度无聊中,个体所面对的不是某个无聊对象,也不是某种情境之整体,而是面对存在者之整体的拒绝

这种无聊的倾向伴随着的某种虚假永恒感让个体走向孤独。在《兴味索然》中,作者将其定义为一种“想要做点什么,却又什么也不想做”的不适感。这并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持续的认知过程——我们希望在其中投入我们的意志,但是似乎什么也满足不了我们。

无聊何以聊?

对无聊的研究已经成为了当下的一门“显学”,而无聊背后,更是呈现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变化。理解现代人的无聊,或许也将对现代性有更多的洞察。

哲学家国分功一郎的著作《闲暇与无聊》曾对闲暇和无聊进行仔细的推论与分析。功一郎在书中指出,当人类打造了现代富裕社会,人们便从中得到了余裕。其中,“余裕”包括经济上的余裕与时间上的余裕。

当国家变得富裕,人类便能赚取超过生活所需的钱财,工作所赚来的钱财不只可以满足生存需求,还能进行其他活动,同时人类也因富裕得到了“闲暇”,意即什么都不用做也没有关系的额外时间。而闲暇也许正是现代人无聊的根源所在

现代社会里,人们不喜欢无聊,然而却多出了额外的时间需要打发。于是,喧嚣的资本主义世界制造“无聊”,灌输“怕无聊”,好让大家主动将自己生活的分分秒秒用消费填满。 资本主义对闲暇时间的榨取成为了现代无聊感的重要原因。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特色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把文化当成新的经济领域。各种艺术活动不再是上流社会或贵族的专利,而是以大众为导向的产品。制作大众都能接受的作品,甚至取而代之带领大众的口味,让消费者大量购买并藉此获利,便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写照。艺术如此,其他的消遣和娱乐活动更是被预先设定好的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聊透过娱乐找到了和闲暇的接合点:闲暇是客观的时间上的余裕,而无聊则是处在余裕下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的反应,人们期待透过娱乐来忽略无聊,但娱乐却是资本世界所打造的景观,误以为是人们自己主动选择的额外劳动,而人们又对此一情况感到厌烦,并陷入了无聊的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生活里无聊的体验经常伴随着无意义感的发生。事实上,无意义感有时候跟无聊感有重叠,但并不完全对等。一个有强烈的无意义感的人未必是无所事事的,甚至有可能是很忙碌的。而这种无聊也很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聊,而是指某个东西不重要或者不对、不好,没有意义。

当然,无聊并不全然是负面意义的。《关于无聊的科学》一书就总结了无聊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正面意义:一方面,它可以作为一种信息被传递给其他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使对方无聊,那么也就意味着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错误。人们想要释放的信号被误解或是以不当的方式被解读。

主动表现出自己正在感到无聊,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表现出自己的信念、兴趣和价值观——当然,反而言之,这也正是我们在社交场合中经常需要掩饰自己感到无聊的理由。

另一方面,《兴味索然》的作者心理学家詹姆斯·丹科特和约翰·D·伊斯特伍德就指出,人们不应该害怕无聊。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聊感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甚至不公的诽谤。丹科特认为,无聊感是为了帮助人们而演化出来的,它标志着人们正无所事事,需要一件能够让自己获得满足感的事情

也就是说,无聊感可以引导人们激发自己的潜力,使人们过上更加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倘若更好地适应人们的内在状态,承受无聊感,或许就能从停滞的生活中走出来而不断前进,找到一种更好地方式来发挥自己的能力,并参与到这个世界中。在这种观念下,无聊感便可能是一种对采取行动的召唤,通过利用无聊,激发自我调适功能,让消极式无聊转为积极式无聊。

塞涅卡说,愚人饱受无聊之苦。因为独处时,每个人都返回自身,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暴露无遗。诸如贫瘠的精神,乏味的个性,亦或者相反。善独处者,善培养独处的精神,回归精神的宁静。无聊是中性的,对会无聊的人而言,闲散恰恰是一个人的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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