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蘇東坡與五位大哥的杭州往事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部分圖片由陳潔提供

1072年六月二十七日,杭州,西湖邊,望湖樓。

也是這樣的夏天,午後暴雨,來勢洶洶,雨打湖面。然而,狂風陣陣,幾乎用一己之力,吹散了暴雨。很快,雨過天晴,水天平靜。

遠離朝廷,來杭州當通判一年了,蘇軾對杭州的山水人情,早已熟知。但眼前這片湖水,讓他不平靜。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蘇軾《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之一)

西湖的雨,多變的雨。35歲的蘇東坡心裡,也在下著一場小雨。

《治平帖卷》中東坡像

一年後,1073年,還是這樣的夏天,他去喝酒賞湖,結果,又遇到了一場雨,一場著名的雨,雨水連成了一首詩,快1000年了,它被一代代杭州人預設為杭州的“市歌”——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也是在這一年,他和朋友去滿覺隴石屋洞玩,在一處崖石上,刻下了25個字。

石屋洞內

947年過去了,世人都以為東坡留在石頭上的“到此一遊”早已隨風而逝,上世紀90年代末,後人又在另一塊石頭上,復刻了這25個字。

就在“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宣佈展期的那幾天,也就是兩個星期前,三個天台山男人:許力、奚珣強、陳潔,組成的一個小team——“我們很不要臉地自稱摩崖三傑”,在無數次探訪石屋洞後,新發現了蘇軾留給我們的暗號——947年前,他留在杭州石屋洞的原刻,被發現了:一塊隱藏在角落的石頭,還有25個字。

這是蘇東坡留在杭州的目前為止發現最早的摩崖題刻。

彷彿是千年後,東坡送給杭州人的禮物。

2020年8月28日,石屋洞,也落了一場雨。

這三個男人,帶著我們,重返蘇東坡的西湖,尋訪蘇軾和石頭的新故事。

奚珣強、陳潔、許力(從左至右)

(一)

1073年在望湖樓遇到的這場雨,跟一年前的並不同,此番,是先晴後雨。

7年前,熙寧二年(1069),蘇軾回鄉給母親守完孝,等回到東京,就撞到了王安石變法。

變法把北宋的政界分為兩半:支援變法的“新黨”和反對的“舊黨”。蘇軾選擇了反對。但宋神宗的支援,使得新黨在“新舊黨爭”中佔據了優勢。

1070年,御史臺的謝景溫突然彈劾蘇軾,蘇軾被迫離開朝廷,1071年六月,他被任命為杭州通判。1074年,杭州任滿後去密州做知州。

這裡必須插播一個【知識點】。

很多人為了便於理解,把宋代通判比喻為現在的副市長。其實不對。

杭州名人館學術部主任陳杰告訴我,宋代通判的職責:“凡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籤書施行。”也就是說,州的政事,和知州通籤施行。重要的官方公文,如果不經過通判的手,是無效的。

同時,通判還有一個職責:“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刺舉以聞。”就是有監察權,以聯合簽署公文的形式,對知州起到監督的作用,也叫“監州”。這些職能和現在的副市長是不同的。

至於蘇軾第二次來杭州所擔任的知州,我們也經常通俗對稱為市長。陳杰說,不一定。

知州,全稱叫“權知軍州事”,掌握一州的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等,“理論上許可權比今天市長市委書記都大。而當時的蘇軾還兼任浙西兵馬鈐轄。

“宋代是職官制度十分複雜的朝代,所以,我們不要去簡單粗暴地類比今天的官職。”陳杰說。

蘇軾一生中唯一兩次任職的地方,就在杭州,前一次35歲,任期三年,後一次,他已經52歲,任知州,任期兩年。

說到這裡,必須再澄清一個誤會。

很多人認為,蘇軾是被貶官來杭州的。其實,北宋的文官制度,允許官員對現行政策持不同意見,但為了不妨礙政策實施,通常的處置辦法,是罷去反對者在京城擔任的要職,但一般都會讓他們保留原先的級別,去擔任地方官,不會對他們問罪。

所以,蘇軾兩次來杭州,都不是貶官,只是離朝外任。

雖然遠離朝廷,但他依然在執行自己所反對的政令,人生不能自主,心情怎麼樣?應該有些落寞。在杭州當通判時,沈括還暗戳戳給蘇軾寄“刀片”——給宋神宗送揭發材料。

一個自省的人,總在思考如何面對人生偶然或必然的遭遇。西湖晴雨的變化,人生境遇的變化,讓這位詩人心領神會——

下點雨也沒關係,不要慌,順其自然就好,淡妝濃抹總相宜,或許雨中有真意——“此意自佳”。

“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

這是蘇轍在哥哥去世後寫的《祭亡兄端明文》,我們能看到,這位兄長的一生,漂泊不定,隨朝廷而轉徙,這是為官之人的無奈,對於千古風流的詩人來說,更添無家之愁。

但他在杭州,似乎找到了一種安定。

那天,蘇軾和朋友來到了石屋洞。

作為一個杭州人,我居然第一次來這裡,這不是一處高調的景點。杭州有著名的三洞:石屋、水樂、煙霞。為首的石屋洞,是五代吳越第三代國王錢弘佐時期始利用原始山體開龕造像。很多人來石屋洞玩,主要為了看看洞內的羅漢,很少人會仔細讀石頭上的字。

2016年,杭州風景園林學會文化藝術委員會研究員、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特聘教師許力,開始對石屋洞摩崖石刻遺存,進行資料性調查整理。2018年,他著手對石屋洞殘存文字性石刻進行考古編號,逐一製作拓片,同時,進行題記斷代分類與著錄研究。最終初步得出結果,此次勘查,共發現了自五代後晉至民國時期的91處摩崖題記,其中不包含洞頂受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拓制的5條造像題記。

“蓮蓬,蓮子,無花果,要不要?”門口小販的吆喝聲,帶著過去的味道。

“不用不用,謝謝你。”許力笑著,帶我們進洞。

石屋洞長得像一個屋子,天然的屋子,還不是一個房間,而是一個“套間”,有好幾個洞。

從吳越國開洞造像到東坡來時,時間過去了100年。而我們來到此地,時間過去了近1000年,眼前的地貌,和當時已經不同。因為,西湖的山,是活的。

“證據在哪兒呢?”許力指了指,“你站在這裡,就能看見。你看正上方,字不太看得清楚——湖南第一洞天。

他又指了指正上方——“你轉過來,小心,看到了嗎,樹葉的位置,洞天的‘洞’字上,有一道裂。”

“洞”字的三點水上,像劃過一道閃電。

看到那條裂痕了嗎

許力說,這是道光時期,姚元之題寫的,所以就證明從道光到現在,一兩百年時間,這個山體還在開裂。

“我們現在看到的造型,和清末完全不同,很多是90年代重新復刻的。但有幸的是,整個洞裡,從五代到宋的造像題記儲存有近四五十處,非常完整,很多可以佐證宋代和吳越國時期官員的職務——職官制。就像唐長孺先生說的,摩崖對於證史來說,很重要的一點,它是實物存在的信史。”許力說。

義烏人、清末學人朱一新在《無邪堂答問》卷四里,這樣說:“石刻之有益於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之。其中真贗錯出,宜加審訂,未可全據也。翁覃溪言: 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說良是。”(見《復初齋文集》)

在許力的指引下,抬頭——哎,這裡有兩隻小動物哎,其中,有一隻表情很萌的小老虎,這是吳越國時期的原物。許力說,上世紀20年代的老照片,上面還能看到一條條的虎紋。

看到那隻小老虎了嗎(原諒我的渣圖)

那裡——還有一條高浮雕龍,是吳越國時期的石刻作品,已經開始呈現北宋初期風格特徵了。

龍的正對面,石屋洞內北壁東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蘇東坡”題名,一共25個字。釋文: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蘇軾同遊,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蘇軾的名字排在最後,當時他還是“小弟”。1073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跟著陳襄、蘇頌、孫奕、黃顥、曾孝章一起遊石屋洞,然後題名。

但是,你看到後,一定會覺得奇怪,怎麼字口特別新?

據重修石屋洞碑記推斷,此為當代重摹本,大概重刻於1996年。底本來自哪裡?來自一個杭州畫家的收藏。

有一位畫梅花出名的畫家高野侯,又叫高梅花,他藏有一張蘇軾石屋洞題名的舊拓本,1935年,這張拓片刊登在《東南日報》上。許力經過比對,後人基本上是按照那張拓片的照片,復刻在這裡,且選了一個很顯著的位置。

換言之,1073年蘇軾親筆題刻的那塊石頭,並不是這塊。

它在哪裡?

在哪裡

兩個禮拜前,“摩崖三傑”在自己的微信公號“至微堂”上,發了三篇關於蘇東坡在杭州摩崖題刻的系列文章,本意只想做一次梳理,帶大家看看蘇軾走過的路,題過的石頭。陳潔負責整理所有照片,包括老照片,那天,奚珣強像往常一樣,發給正在北京養病的許力確認。

其中有一張照片,角度非常好,洞內景觀一覽無餘。但許力看著看著,愣了一下。

哎?這裡怎麼是有刻的,不是蘇東坡那個地方啊?他發現,現刻蘇軾等題名並非原刻所處位置。由於圖片模糊,他一時也未能確認。

說到這裡,石屋洞外,下起了雨。

(二)

那天,他又繼續比對了另一張老照片。

在1920-1930年代的一張老照片中,現在重刻的崖面上,經辨識,應該是“嶔崟兮石屋中,有素書兮留我讀。道光二十年,郡人曹籀銘,魏謙升書”二十七個隸書,曹籀所銘的石刻在清代陸以湉《冷廬雜識》、當代鍾毓龍《說杭州》中,均有記載。

或許,曹籀之石刻,毀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而當代人又把東坡的題名補刻在原曹籀的石刻上。

1920-1930年代石屋洞老照片

許力請中國美院的何鴻先生髮來高畫質圖片,他再次確定,現刻位置清代當是時人所刊題刻。

但,這還沒有結束。

他在這張近百年的老照片上又停留了一會兒,無意間在角落裡的另一塊石頭上,看到了“陳襄”的字。

廬江草堂藏,1940-1950年石屋洞照片

他興奮得要命。難道,這就是蘇軾作為通判來杭州的那處題記原刻?

“你看,這塊跟那塊新的像不像?”他給我看照片。

都是方方的石頭啊,長得一樣啊。我以為許力給我看的是重刻的石頭。

照片也會騙人,但照片更會講真話。

這是原刻。它一直靜靜呆在角落,等待那個有心人的發現。而90年代復刻時,人們並不知道真正的它,就在旁邊,不過一步之遙。

為了保護原題刻,此處不對它做標識。你能找到它嗎

經過高畫質圖片的比對,他又看到了“蘇軾”“二十一日”,反覆辨認,最終確認無疑。

這才是真正的蘇東坡原刻的位置,已經結了蜘蛛網。而我的手臂上已經被蚊子咬了五個包——

杭州人喜歡蘇軾,因為他為這座城市留下了文化印記,哪怕吃塊東坡肉,也能感覺離他很近。走他走過的路,哪怕被蚊子咬了5個包,也能感同身受,當時東坡在這裡,也一樣被蚊子咬了。

(三)

蘇東坡親題的“到此一遊”,非常簡單,只有時間、地點、人物,那麼,我們還能看出什麼故事?

好在,那年遊石屋洞的6人小組,在朋友圈拉了個群。

兩年前,1071年,蘇軾第一次到杭州任職,不光要管杭州,還要管周邊,比如湖州也要去。第二年,他去湖州見孫覺,當監工。

孫覺,蘇軾一輩子的好朋友,也是文學家,比他大9歲,也有題名留在杭州。黃庭堅就是孫覺介紹給蘇軾認識的,也在1073年。

1072年,孫覺擔任湖州知州,修了一條“松江堤”。蘇軾在杭州做通判,被轉運司派去湖州出差,兩人才得以見面,商討修堤之事。

但見面後,蘇軾卻說:青山面前,世事不值得一談。是啊,那些煩人的事,都先放一邊吧。

兩人再相見,便是後一年同遊石屋洞。

這一年,他還認識了蘇門四學士裡的晁補之,晁“以文章受知於蘇軾”。

題名裡還有陳襄。

這個人很重要,他是宋神宗朝著名的大臣,跟蘇氏兄弟都相識,雖然也反對新法,卻沒有跟宋神宗和王安石鬧翻。蘇軾和陳襄有一首唱和之作——《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述古,是陳襄的字。

1073年,蘇軾在杭州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協助杭州知州陳襄,疏通錢塘六井。

杭州老百姓當時要取水,都來自這六口井。而蘇軾兩次來杭州,兩次疏通。不僅如此,他很細心,還把裡面的竹管換成瓦管。這六口井不是挖地下水而得,而是用竹管引流。蘇軾第二次來杭州,發現竹管不到兩年就腐爛了,又要疏通了,那不如改成瓦管,不容易腐爛。

他對杭州人是真的好。

蘇頌,後來任杭州太守,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技術型專家,他也有很多題名留在杭州,就有不下五處題刻。

至於孫奕,任尚書都官員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看看陳襄給他寫的推薦語:對朋友很講義氣,“外雖淳樸,而中實強敏”、“以善政聞,可謂循良之吏”。

曾孝章和孫奕,都是陳襄的老鄉,福建人。

1076年,陳襄被召入京。後來,他當經筵講官(也就是給皇帝講課),得到神宗信任,他就有機會向宋神宗推薦了三十三個人,這裡頭,就有那天六人石屋洞群聊小組:蘇頌、孫覺、蘇軾。《古靈集》開篇收錄的就是這篇《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

所以,蘇軾除了歐陽修這個恩人之外,還有陳襄。

947年來,人們指著那塊新刻的石頭,很篤定地說,原刻已毀。如今,原刻終於首次被我們看見了——看見了,一切都不晚。

“我們開玩笑說,故宮大展開始了,蘇東坡是不是冥冥中在暗示我們,他不能以假面示人。”許力笑。

(四)

許力說,1073年,我們所認知的在宋代有文采又幹練的能臣們,基本都聚集在杭嘉湖一帶。這也是石屋洞這塊摩崖有趣的地方。這一年,蘇軾身上發生很多事情,不像第二次來杭州任知州,去大麥嶺、過龍華寺,有悠遊之感。

大麥嶺在哪?老杭州人可能也一下子說不上來。“我們在浙江賓館等。”奚珣強報了一個標誌性定位。

從浙江賓館出來,沿著三臺山路走一段,往靈隱天竺方向,有一條偏僻的山徑,只能透過一個人。這是赤山埠與茅家埠之間的一條小嶺,因嶺上種植大麥得名。

當年文人遊湖,去天竺,必經這條小路。

元祐四年(1089),蘇軾第二次來到杭州,任知州,身份已經進階了。

這次來杭州,他是被朝廷差遣到同一個地方,舊地重遊,此時的心境,跟貶居黃州寫“人似秋鴻來有信”的時候已完全不同,烏臺詩案也過去了11年,當然與上一次來杭州時,也不同,過去那種深感人生被動、漂泊無依,世事難料的傷感心境,似乎有所紓解。

1089年,任知州的第一年,又是同樣的雨天,他在西湖邊與15年前的老朋友重逢,一眼,看到了彼此的白髮。

時光催人老,無法停留,但是——不說了,不說了,讓我們先在西湖的雨中,醉一場吧。

到處相逢亦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

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蘇軾《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蘇軾詩集》卷三十一)

又是一首雨中西湖詩,可以看出蘇軾心境的變化——不要驚慌,逆境之中,他主動擁抱變化,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

蘇軾為杭州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陳杰認為,蘇東坡來杭州之前,對杭州的城市管理應該已經有了一個通盤考慮,我們看他在杭州做的事情——

西湖當時是杭州人的飲用水源,蘇軾來杭州第一件事,主持疏浚西湖。他認為,西湖對杭州來說,相當於人的眉毛和眼睛,沒有了它,人就不像人了——“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

他疏浚東河和中河,者兩條運河和錢塘江相通,疏通了對老百姓來說有很大的便利。

他構思了錢塘江的航運,雖然沒有真正落實,但寫了方案。

他修建堤壩,開辦傳染病醫院,發生疫情,他跟朝廷請示救災,把自己珍藏的藥房拿出來給老百姓治病。

杭州人怎麼能不愛他呢?

一年後,元祐五年(1090)三月二日,他帶著王瑜、楊傑、張璹同遊天竺,過麥嶺——他的名字排在第一個,和上一回遊石屋洞的地位,已然不同。

我們看到了石頭上的題刻。釋文:蘇軾、王瑜、楊傑、張璹同遊天竺,過麥嶺。

以前的浙江賓館,有很高的圍牆,這條小徑,也包括在內,原來是賓館的雜物處,少有人看到題刻。這裡荒廢久年,時移世易,人們幾乎忘了這裡的存在。

再加上三臺山路是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之間修建的,長久沒有人經過,知道的人也很少。所以,這處石刻這麼多年儲存完好,與此有很大關係。

保護亭外,立著一塊省保標識牌:大麥嶺摩崖題記,1989年12月12日被公佈為浙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2013年始,杭州園文局鳳凰山管理處著手整理摩崖石刻資料,許力受分管文物的邵群書記的委託,參與編纂出版《杭州鳳凰山摩崖萃編》一書。此後,在卓軍局長等領導的支援下,全面開展西湖摩崖石刻資料整理留存研究專案,陸續參與景區各管理處文物部門的摩崖保護研究,並出版數種專著。

許力腦子裡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找蘇東坡,先去大麥嶺題名。

清代阮元在《兩浙金石志》中,稱此處為大麥嶺題名,他還一併考證出,就在同一天——三月二日,除了大麥嶺,這個三人小組還逛了龍華寺、韜光寺,這兩處也有同款題名,也刻於元祐五年三月二日,只是,龍華寺的題刻已被毀,而韜光寺的題刻至今未找到原刻和拓本。

曾有人說,大麥嶺的這一處摩崖已經不在了,清代時已被人磨掉。許力說,確實,西湖邊有很多摩崖,是後代人磨沒的。但是蘇東坡這個摩崖,歷經千年,儲存完好,也是當年唯一未經黨禁而遺留下來的東坡題名。

字龕上,一個鑿口上可以看到,原來這裡可能有一個保護性結構,保護著摩崖。但是,“楊傑”的“傑”字上,被敲掉了一點。

許力說,很多人認為這是近現代發生的,其實,發生得更早。

“你仔細看,這個破壞的鑿痕,呈現了較長時間風化的樣貌,說明不是新鑿的,實際上,明清就有手癢的人在上面搞破壞,這是挺遺憾的。但好在不妨礙,它儲存得非常好,尤其是蘇軾本人的簽名。”

奚珣強開啟手電筒,斜向打光,我們可以隱約看到“蘇軾”,如果再看拓片,就更清楚了。

大麥嶺題刻拓片

石灰岩經過風化,岩石表面顏色發白,加上肌理豐富,它的凹凸感,肉眼很難分辨。但是錘拓時,有凹陷的肌理,稍微一敲,凹近的地方能顯現出來。

但這一處字,和蘇軾往常的書法還不太一樣,有點特別。蘇軾的書法相對比較豐腴、飽滿,此處卻顯得纖細。

許力說,鑑定書法,對比一個人筆跡,關鍵是什麼?就是他行筆的下意識動作,我們說的結構,和運筆的細節。

這裡有兩個細節,可以鎖定,他就是蘇東坡。

先看,整個書法結構是橫向趨勢的,扁扁的,“王”、“蘇”,“遊”等,都是這樣,這是蘇東坡的書寫習慣,包括“過”字,尤其明顯。

再看,他運筆的一些小動作:扁扁的小提勾,豐腴的捺畫,雖然很細,但是壓筆的動作都在。

但為什麼會這麼細?

“因為經過了近一千年的風化和錘拓,原來應該是蠻粗蠻厚的,經過不知道多少次錘拓,拓著它著,就快變成字底了——見底的感覺,表面少了一層,就沒有了。”

但是拿蘇軾的這個簽名去比對,不管是石屋洞,還是他的書法的真跡,非常吻合。

關於寫字這件事,插播一則故事。

蘇軾和黃庭堅曾互相調戲。黃庭堅說,你這個字寫得太扁了,像石壓蛤蟆,不好看。

蘇東坡說,你比我好不到哪裡去。你那個字是死蛇掛樹,線條沒有任何生機。

在這次故宮的蘇軾大展上,你也可以看到兩位好友的同場PK。

所以,石屋洞加上大麥嶺,蘇軾的原石原刻,在全國目前能看到的,只有這兩處,石屋洞是殘刻,大麥嶺這一處,最完整,而且,這也是蘇軾兩次杭州任官的明確證據。

(五)

但也有一件讓他們覺得無能為力的事。

2013年,許力和陳潔第一次見到蘇軾的大麥嶺題名,到現在只過去7年,有好多筆畫,已經不是他們原初見到的樣子。他們曾想一年做一次拓片,觀察、保留它風化的進度,但後來發現根本動不得。

“一刷字口,就往下掉。”

什麼意思?

石灰岩如果接觸水,很容易氧化,表面石灰的顆粒,就會起翹、剝落,字口就會損傷。如果再拿刷子一刷,字口就更淺了。即便當年是大字深刻,現在也已經是淺刻了。

許力說,元祐到現在,近1000年,而最近這幾十年,也是我們有幸的幾十年——從發現,到看它慢慢變化,我們看到了它退化的過程,這是自然過程,時間的流逝,風化,人力無法阻擋。

好在,我們還能看見它——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便是一種戰勝。

他還舉例一個例子。明代文人孫克弘,當過漢陽太守,他在水樂洞用榜書隸書寫過兩個字:清響。2015年,許力和陳潔做拓片時,兩個字還清清楚楚,乾乾淨淨。前幾天去,發現“響”字已經不見了,只剩一字。

“因為字口上有泉眼,水湧出來,帶動石灰岩往外噴,石灰岩就把字覆住了。這是沒辦法用技術解決的。”

好在,蘇東坡還“在”。

話說回來。如果加上另兩處同日的題刻,“摩崖三傑”復原了1090年三月二日,蘇軾帶隊西湖一日遊的路線,大概是這樣的——

從北宋杭州州治,也就是現在的鳳凰山東麓饅頭山社群出發,先到龍華寺,也就是現在八卦田停車場附近。再翻過慈雲嶺,到以前的長橋,沿著溪走,到南屏,不大會坐船,沿著三臺山路走,走到大麥嶺,到茅家埠,古代有一條通道叫胭脂嶺,也就是現在的立馬回頭這裡,再接上九里松,轉過去就到靈隱寺,最後抵達此日終點站韜光寺,最後題名。

此條線路全程並不短,二十多里路,如果當天來回,按古時遊覽習慣,是很難盡興。他們猜測,當天蘇東坡等四人,或許是有聞於宋之問“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的名句,到韜光寺拜會高僧,觀滄海日出為最終行程目的。

“當晚,東坡與三位好友可能齋宿於韜光寺,次日凌晨,已是農曆三月初三,當時的浙江夜潮聲,在近千年前那個萬籟俱寂的北宋夜空中,也許仍會跨過西湖,遠傳進北高峰山腰寂寥的山寺中,而因是齋宿,四位未能酣飲,自然有精力,次日起個大早,去欣賞那霞光萬道的滄海日出。”三個男人,如此浪漫,緩緩寫道。

當然,此番腦補,文獻並未記載,僅僅是他們依同日三處題名所處位置,做的猜想,但,很有意思,如果天氣好,你可以參照這個線路,重走蘇軾走過的路。

離開大麥嶺的第二年,1091年,蘇軾就離開杭州了,回到朝廷。那年,他已經60歲。他獲得的最高官職,是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離執政的宰相只一步之遙。蘇軾的仕途經歷,後來有人概括為一聯:一生與宰相無緣,到處有西湖作伴。

他當地方官的杭州、潁州都有西湖,揚州也有個瘦西湖,後來貶謫到惠州,也有西湖。

他最留戀的,是哪個西湖?

每個人都有答案。

但,杭州西湖上落下的那些雨,一定長久留在東坡的心裡,哪怕到最後,“也無風雨也無晴”。

這不是雞湯,而是心意澄明,對身世利害,無所計較,再多風雨,不擾其志,不亂其向。

【許力老師委託本報表達致謝】

杭州西湖風景名勝區管委會多年以來,維護轄區內石刻文物遺存,以科學的管理方法,使得石刻文物得到充分的保護與研究,讓其社會價值和學術價值得到廣泛認可。感謝翁文傑、卓軍、王其煌、陳軍、邵群、任曉紅、倪志華、張婷等。

【參考資料】

朱剛《蘇軾十講》

奚珣強《蘇東坡西湖石跡(上)——東坡1090年西湖一日遊》

(感謝陳杰、壽勤澤對本次報道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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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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