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年前,他们从山东半岛出发,为朝鲜半岛和日本打赢第一场海战

明代《职贡图》

近代以前,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即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天下”,始终是由中国创始的所谓“封贡体系”所塑造的。

这样一种“天下秩序”的维系,需要两个维度的支撑,第一是中国中央王朝的综合实力,第二则是所谓“华夷之辩”的价值体系,即中国中央王朝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优于周边政权。

纵观古代中国与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琉球之间的关系,便从属于这一体系。但是,“天命无常”,一旦中国中央王朝衰落,或陷于分裂之中,其实力与武力均有不逮时,便容易被周边更有野心的政权觊觎或模仿。

而这种潜在的觊觎或模仿,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势:

一种是逐渐取代原有的中央王朝,将自己塑造为唯一的朝贡中心,另一种则是在小范围内复制这一体系,并将中国中央王朝势力暂时顾及不到的其他弱势政权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微缩版“朝贡体系”之中,圈地自嗨,唐朝中后期以来,日本始终觊觎朝鲜半岛,便是这一意识的充分体现。

日本将朝鲜半岛视为自己的朝贡国可谓处心积虑、由来已久,为此,不惜在其掺杂了大量神话的荒诞不经的所谓史书《日本书记》中极力虚构了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传说。

所谓“三韩”是指公元200年左右朝鲜半岛上出现的马韩、辰韩、弁韩三国,当时,正值东汉末年,中原正处于三国鼎立的时代,之后,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分裂,削弱了中原王朝对于朝鲜半岛上各属国的统治。

南朝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日本倭王珍向宋文帝请封,自称“使持节都督倭 、百济新罗、任那、秦韩 、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均为当时朝鲜半岛上的割据势力)”,希望由中国为其统治朝鲜背书,但最后,宋文帝却只给他封了一个“安东将军”,彻底否决了其对“三韩”的不轨图谋。

此前,宋武帝刘裕便封朝鲜半岛上的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为“征东大将军”,二者的地位均高于倭王的“安东将军”,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中央王朝的心目中,朝鲜半岛的地位远比日本重要。

后来,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开始膨胀,并一度与刘宋王朝交恶,宋文帝干脆改封倭王为“安东大将军”,都督除原百济之外的倭、新罗、 任那、秦韩、慕韩五国军事,事实上,刘宋王朝部分默许了倭王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当然,这一切更有可能出于“以夷制夷”的权宜之计。

但是,却令倭王的野心愈发膨胀,如此一来,日本便对朝鲜半岛的觊觎始终贼心不死,屡屡妄图吞并朝鲜半岛,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因此不惜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的宗主国中国之间展开了三次著名的海战:唐朝时的白江口之战、明朝万历朝鲜之役以及清末甲午海战。

汉书》记载,“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试想一下,偌大的中国,魏、吴三足鼎立,都被视为分裂,日本这一弹丸之地上“分为百余国”,可不就是一盘散沙吗?

但是,唐朝时期,日本开始学习、效仿中国,逐渐整合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之所以称为“天皇”,便是妄自尊大的表现,意淫与中国皇帝的对等关系。

经常看韩剧的朋友大概都清楚一点,韩国古装剧中始终只敢称朝鲜君主为“王”,而绝对不敢僭称为“皇”。但是,日本——中原王朝鞭长莫及的蕞尔小邦——不同,他们孜孜以求地妄图复制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天下”,一个和中国同为“中华文化”多元中心的世界,在这一虚构的“圈地自嗨”的游戏中,日本人始终将朝鲜半岛视为自己的“禁脔”。

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并最终演化为日本和朝鲜这两个民族共有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始终纠缠,却又始终无法解开的魔咒。

一旦日本内部完成整合、统一之时,这一潜意识就将死灰复燃,比如丰臣秀吉结束战国乱世,统一日本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发起万历壬辰倭乱,后来,韩国人还将这段历史加以篡改之后,拍成电影《鸣梁海战》。

其实,吞并朝鲜半岛,像是日本的一种顽症,隔一段时间,就要发作一次,至于发作之后的破坏力大小,又端赖于中国中央王朝的实力强弱和约束力大小,否则,一旦失控,甚至有噬脐之悔,而危及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同样竖起“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大旗,企图重塑“天皇”的权威,于是,1930年代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上述日本妄图构筑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翻版。

当然,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另一近邻越南与日本堪称一丘之貉,其对中南半岛的觊觎,和日本如出一辙。

隋、唐建国之后,将彻底臣服朝鲜半岛,重新恢复汉代疆域,再造以隋、唐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作为塑造其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前,西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在东北以及朝鲜半岛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将朝鲜半岛彻底郡县化,但南北朝以来,中原纷争,高句丽趁势崛起于中国东北地区,并一度扩张、建都于平*壤。

高句丽是由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和后来主要源于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不可混为一谈,王氏之所以立国,显然是想借因袭高丽之名,以觊觎高句丽领土的野心之所在。

为最终臣服高句丽,隋炀帝在山东半岛大造战船,率百万大军,东征高句丽,结果一败涂地,其本人也因此一蹶不振。

唐太宗延续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重建“天下秩序”的既定战略,但同样未果,对此,史学家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中说,“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藉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句)丽之小邦,终于败退。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唐太宗亦遗恨无穷。”

此时,中国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上从北至南依次分布着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朝鲜的“三国”时期,唐太宗进攻高句丽,却在辽东受阻,此时,夹在中间的百济浑水摸鱼,攻略新罗。

新罗较早纳入唐朝宗藩体系内,是唐朝的藩属国,但百济勾结高句丽,对抗新罗,为此,唐高宗决定从海路突袭百济,由此,实现和新罗的联兵,从而,北上牵制高句丽,为唐军主力从北方陆上南下突破辽东防线,南北夹击、灭亡高句丽创造机会。

当然,在朝鲜半岛的复杂格局中,新罗也心怀鬼胎,想借唐朝之力,吞灭百济,实现扩张,甚至于统一朝鲜半岛。

由此,当新罗与渡海登陆的唐军联合攻灭百济时,新罗与唐朝的目标是一致的,一旦攻灭百济,新罗在和唐军夹击高句丽时,便开始和唐军貌合神离,以致于唐朝大将李勣,对高句丽发起总攻时,再次功亏一篑。

当然,这一点,也很容易理解,一旦唐朝灭掉高句丽,新罗就将不得不直面一个更为强大的唐朝,难保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高句丽?

中原王朝之外,最关心朝鲜半岛局势的,无疑是岛夷日本,因为日本是岛国,资源匮乏,对大陆的依赖和向往,是根深蒂固的,而朝鲜半岛是其通往大陆的第一落脚点。

南北朝时期,日本的一些势力,就开始在朝鲜半岛最南端的任那,建立起经营东亚大陆的据点,这在倭王珍向刘宋王朝请封时,已经一览无余。

偏于住那一隅,和新罗为邻的日本势力,也习惯于远交近攻,尤其是隔着新罗,和百济,高句丽交好,这一点被跨海东征、据守百济的唐朝指挥官刘仁轨看得一清二楚,“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为一国。”

在电视剧中,唐高宗往往被视为武则天控制下的病秧子,但是,唐朝的赫赫武功,有一大部分,是在唐高宗时期完成的,此次,唐高宗决定跨海东征百济时,为保守军事机密,扣留了当时正在长安的日本使者,却也因此将日本彻底推向对手——高句丽和百济——一方。

660年,唐朝一举灭掉百济,消息一旦传至日本,日本国内便迅速整军备战,并准备援立流亡日本的百济王子为新的百济国王,以号召民众。但是,日本出师不利,亲征的齐明天皇却在抵达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福冈后,突然病逝,之后,天智天皇即位,而唐军也在试图联合新罗南北夹击高句丽时受阻,跨海攻击百济的唐朝军队,俨然成了一支孤军。

这一僵持局面,再次给了日本信心和可乘之机, 663年3月,日本军队从新罗控制区登陆,一路上,他们只顾着攻城略地,却忘记了要和高句丽或百济残军汇合,似乎证明了小日本基因里便缺乏大格局,却又贪婪成性的刻板印象。

或许日本人认为留守新罗的这支唐朝孤军不足为虑,于是,一路上尽捡便宜了,却不料唐朝援军再次从海上赶来,与留守的那支唐朝孤军汇合一处,关键时刻,还是那位见微知著的刘仁轨,以围点打援的策略,在白江口四次成功伏击了日本船队,焚烧掉日本400多搜日本舰船,这便是史上著名的白江口之战。

更为惊奇的是,那支浮海而来的唐朝援军,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将军孙仁师率领,这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约7000多人,他们都来自山东半岛。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沈酿川

参考资料:

《近代以前日本的朝鲜观》(《史学月刊》,郭锐、王箫轲,2004年第9期)

《白江之战前唐朝与日本、新罗关系的演变》,韩昇,(《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

《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杨原,2012年第12期)

《壬辰战争与东亚国际秩序》(《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赵帅,2017年第二期)

《宗藩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观察》,胡礼忠、邢新宇,2011年第六期)

《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国际政治科学》,王铭,2016年第一期)

《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中华书局版)

《南史》(李延寿,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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