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牺牲后:妻子获救赴延安,改名纪念丈夫,苦寻两个孩子未果

1933年5月15日晚上,上海法租界的一群巡捕,突然冲进了位于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的一间房屋。经过一番搜查,巡捕们很快搜出了大量革命书籍和传单,并将房屋内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拘捕。

女人名叫林素琴,当时担任全国革命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她是法租界巡捕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当时,巡捕们并不认识跟林素琴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在简单审问之后,男人自称名叫施义,是湖南一所学校的教员,来上海是寻亲访友的。

巡捕们是按命令抓人,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连夜将林素琴和那个自称名叫施义的男人,一起押回了巡捕房。到了第二天,巡捕房又将林素琴和施义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进行审判。

原来,法租界巡捕房之所以派巡捕拘捕林素琴,是因为接到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报请。至于是否将林素琴,以及和她一块被拘捕的施义移交给上海警察局,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是要经过所谓的法院来审判裁决的。

5月16日、5月23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先后两次开庭审理,作出了裁决——林素琴移交上海警察局,施义暂且由法租界巡捕房拘押,待详细审讯之后另作裁决。这个结果,是各方面势力斗争和较量的结果,也是组织全力保护施义的结果。在此之后,组织便开始了营救施义的工作。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营救工作有了眉目,施义即将获得释放之际,此前被移交上海警察局的林素琴,经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投敌了。更为糟糕的是,林素琴向敌人说出了施义的真实身份——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在湖南宜章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邓典谟在晚清时期中过举人、当过官。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邓中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邓中夏15岁的时候,邓家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从而使邓中夏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段姻缘。当然了,邓中夏对这段姻缘是抗拒的,是不满的,不过他终究拗不过父母,被迫接受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邓中夏的哥哥邓隆泮,出生于1892年,比邓中夏大两岁。在邓隆泮小的时候,父母便为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名叫杨贤怀,与邓隆泮同岁。1908年,随着邓隆泮和杨贤怀长大成人,双方父母便为他们举办了婚礼,让他们正式结为了夫妻。

可是,在结婚之后,邓隆泮便身患重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看儿子久病不起,时日无多了,父亲邓典谟开始“病急乱投医”,他怀疑是风水的问题,于是便迷信地找来了算命先生给儿子算一算。这个算命先生在装神弄鬼一番之后,说道:“你儿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和妻子的八字不合,命中相克!”

父亲邓典谟一听,心中顿觉晴天霹雳,思前想后他决定让邓隆泮休掉妻子杨贤怀。不过,杨贤怀家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而且两个孩子亲事已经成了事实,他们自然不会同意邓典谟的做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邓典谟和杨家协商出了一个荒诞的主意——将杨贤怀改配给邓隆泮的弟弟邓中夏,然后给邓隆泮另娶一个与他“八字相合”的女子。

当邓中夏得知此事之后,他非常不满和抗拒,无论说什么也不答应。可是,在那个被套上封建礼教枷锁的年代,父母之命大于天,15岁的邓中夏最终痛哭着无奈接受了父母的安排。1909年,邓中夏与曾经的嫂嫂杨贤怀拜堂成亲。在成亲仪式上,当邓中夏看到父母喜笑颜开地坐在高堂上,望着嫂嫂杨贤怀由于身不由己而流下的泪水,他难过极了,并暗自发誓要改变这个吃人的旧社会。

洞房花烛夜,原本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可是,邓中夏和杨贤怀二人却各怀心事,高兴不起来。当夜,邓中夏并没有和杨贤怀圆房,后来也从没有和杨贤怀同床共枕过。在外出求学的日子里,邓中夏时常给家人写信,他在每一封信中,都不忘询问杨贤怀的情况,对杨贤怀非常的尊敬,可谓关怀备至。

虽然,邓中夏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称呼杨贤怀为“拙妻”,但是在他的心中,或许杨贤怀永远都是自己的嫂嫂——那个和自己一样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可怜人。而邓中夏的哥哥邓隆泮,并没有因为娶了“八字相合”的女子而恢复健康。1919年,邓隆泮因病去世,年仅27岁,并且留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妻子廖氏。

当时,邓中夏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他受到了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影响,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之中。1920年,邓中夏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在革命生涯中,邓中夏致力于工人运动,他先后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在此期间,邓中夏还资助杨贤怀,到湖南长沙女子学校读书,以便杨贤怀将来能够自力更生。两年之后,杨贤怀从女子学校毕业,此时邓中夏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决然地与杨贤怀办理了离婚手续,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荒诞婚姻。不过,可怜的杨贤怀并不具有邓中夏那样的反抗意识,她此后并没有改嫁,一直居住在邓家,直到1982年病逝,享年90岁。

1926年,邓中夏在广州工作期间,遇到一个令他动情的女子。这个女子是邓中夏好友李启汉的妹妹,名叫李瑛,又叫李惠馨。李瑛出生于1909年,是湖南江华人,她比邓中夏小15岁。李瑛的早年经历非常坎坷,由于家庭非常贫困,她自幼被母亲送到地主家当童养媳,常年遭受着冷眼和虐待。

李瑛14岁的时候,她的哥哥李启汉(时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回到湖南江华老家,花了不少钱才把李瑛从地主家赎了出来,并带她南下来到了广州。因为李启汉和邓中夏是至交好友,而且两人都从事工人运动工作,所以邓中夏和李瑛也慢慢熟悉了起来。在此期间,邓中夏把李瑛当作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读书识字,启发她和工人们一块去读夜校,参加革命活动。

在不知不觉当中,邓中夏和李瑛互相之间慢慢产生了情愫。对此,李启汉是支持的,甚至还暗中帮助邓中夏和李瑛,好让他们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1926年8月,邓中夏和李瑛在广州正式结为了夫妻,成为了一对革命伉俪。当时,担任证婚人的是刘少奇、何宝珍夫妇,同志们纷纷为邓中夏和李瑛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结婚之后,邓中夏和李瑛两人夫唱妇随,感情非常浓厚。当时,由于李瑛的年纪比较小,所以邓中夏亲切地称呼她为“妹妹”。大革命失败之后,邓中夏被组织派到前苏联担任驻莫斯科代表,不久之后李瑛被派到邓中夏的身边工作,她既是邓中夏工作上的助手,又是邓中夏生活上的秘书。

1930年6月,邓中夏从前苏联回到国内,很快被派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过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当时,由于李瑛怀有身孕,所以她并没有跟随邓中夏一起回国。直到李瑛生下孩子之后,才启程从前苏联回国,并被派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为组织传送情报。

1933年末,邓中夏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击,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此后,“等候发落”的邓中夏只身来到上海,寻找妻子李瑛和孩子。最初,邓中夏在上海的生活非常艰难,因为没有收入来源,他只好省吃俭用租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生病了也没人照顾。

当李瑛得知邓中夏在上海的消息之后,她立即向组织请求,要和邓中夏一块生活,照顾邓中夏的生活。不过,由于李瑛在上海从事的是地下工作,所以她的这个请求,很快被上级拒绝了。此时,李瑛向组织申诉道:“虽然邓中夏被撤销了职务,但是只要他还是党员,他就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一块生活,这是做妻子的本分!”

不久之后,在李瑛的坚持下,组织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将她派到邓中夏的身边。这样一来,李瑛也被调离了组织的地下情报机关,进入上海的一家纱厂做工,靠着微薄的收入来养活全家人。在此期间,邓中夏不忍心让李瑛一个人承担生活的重担,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又不方便出去工作,所以邓中夏主动担负起了琐碎的家务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在如此困境之中,邓中夏和李瑛的夫妻感情依旧牢固,他们互相都深爱着对方,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不久之后,李瑛又怀孕了,可是纱厂有规定——不准女工怀孕,以免影响工作,不然就要被开除。怎么办?李瑛整天提心吊胆,她时常穿着宽松的衣服去纱厂工作,防止被别人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生完孩子之后,由于营养不良,李瑛整整昏迷了三天。当李瑛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她对邓中夏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呢?让我看看孩子!”此时,邓中夏迟疑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地对李瑛说道:“妹妹,你千万不要难过,孩子生下来之后不久,就死了……”

说着,邓中夏的眼眶湿润了,他哽咽着嗓子再也说不下去了。李瑛听闻这个噩耗之后,顿时放声痛哭,口中不断呼唤着孩子,紧接着又陷入了昏迷。在此之前,李瑛为邓中夏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后便夭亡了,另外两个孩子因为工作原因先后送人了。作为一名妻子,李瑛多么希望能够和邓中夏再有一个孩子,并亲手将孩子抚养长大。

可是,天不遂人愿,让李瑛悲痛的是第四个孩子在生下来之后也夭亡了。面对悲痛欲绝的妻子李瑛,邓中夏深情地劝慰道:“妹妹,作为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吃尽这世上的苦中苦,我们是不能也不会被苦难击倒的!再说了,相比于组织这个大家来说,我们这个小家算得了什么,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把组织交给我们的事情做好!”

听到邓中夏所说的话,李瑛慢慢止住了悲伤,她深情地望着邓中夏,说道:“中夏,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肯定会坚强起来的,咱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好好干,凡事多为组织考虑!”说着说着,邓中夏和李瑛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互相安慰、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不久之后,李瑛被组织派到秘密联络站从事情报工作。这种工作是非常危险的,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敌人发现、逮捕,甚至牺牲。此时,邓中夏时常提醒李瑛:“妹妹,你在外面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时刻保持警惕,千万不要麻痹大意!”李瑛将邓中夏的话,完全记在了心里,每当她去传送情报或者资料的时候,都格外地小心,以免被敌人发现。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32年5月的一天,由于叛徒的出卖,李瑛在家中被敌人逮捕。这一天,邓中夏因为另有任务,所以他并不在家,从而躲过了一劫。当邓中夏回到家中之后,他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李瑛回来。此刻,邓中夏心中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李瑛出事了!

当天晚上,邓中夏果断搬离了他和李瑛居住的家。不久之后,邓中夏得到消息——李瑛在传送的时候,被叛徒出卖了,并被敌人逮捕了!听到这个消息,邓中夏心中伤心不已,瞬间流下了热泪!后来,由于“证据不足”,李瑛被敌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在敌人的监狱之中,李瑛表现得十分顽强,她积极联络狱友们,与敌人展开斗争。

1932年秋天,邓中夏恢复了工作,他被组织任命为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之后,邓中夏也遭到敌人的逮捕。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互济总会救援部部长林素琴的家中研究部署工作,结果被法租界的巡捕抓了个正着。

邓中夏被捕,是一个意外。当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林素琴已经暴漏了身份和行踪,不过她并不知道,邓中夏自然也不知道。因此,当巡捕们按照命令来拘捕林素琴的时候,邓中夏恰好就在林素琴的住处研究部署工作。面对巡捕们的审问,邓中夏谎称自己名叫施义,是湖南一所学校的教员,到上海来投亲访友。

巡捕们自然不相信邓中夏所说的话,但是他们一时间也弄不清邓中夏的真实身份,所以他们将林素琴和邓中夏一块押回巡捕房,邀功请赏去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开头说的那一幕——经过所谓法庭的审理裁决,林素琴被移交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化名“施义”的邓中夏暂由法租界巡捕房关押,等候进一步的审讯。

当时,由于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漏,所以组织开始全力营救邓中夏。然而,就在营救工作有了眉目之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林素琴在被移交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之后,她经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无耻地叛变了,并且林素琴还向敌人交代了与自己一同被捕的“施义”的真实身份——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中夏。

与此同时,可耻的林素琴还供出了李瑛,说目前被关押的李瑛就是邓中夏的妻子。敌人掌握这个情报之后大喜过望,他们立即开始了调查取证,以便让所谓的法庭,将邓中夏移交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这时候,正在江西南昌指挥部队进攻红军的蒋介石,也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指示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尽快将邓中夏押到南京枪毙。

此后,谷正伦开始了活动,他不惜花费十万多大洋,收买法租界巡捕房上上下下人员,而且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强令所谓的法院作出裁决,将邓中夏移交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同时,谷正伦还密令上海警察局,一旦邓中夏被移交,立即将其押到南京,由南京宪兵司令部执行枪决。

早在邓中夏被逮捕的第二天,身在狱中的李瑛就得知了消息,她无时无刻不为邓中夏而感到担忧。原来,监狱中的几个狱友在受审的过程中,在候审室见到了浑身伤痕的邓中夏,他们回到监狱之后便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李瑛。后来,为了进一步查明邓中夏的身份,敌人根据叛徒林素琴提供的信息,决定安排李瑛与邓中夏当面对证。

有一天,李瑛被押出了牢房,来到了审讯室。此时,敌人对着她说道:“今天叫你来认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的丈夫邓中夏。如果你能够指证这个人就是邓中夏,对你有大大的好处,我们可以提前释放你。”

李瑛冷冰冰地回答说:“认得就认得,认不得就认不得,我是不会冤枉人的!”

不一会儿,邓中夏被押来了。当邓中夏和李瑛四目相对之时,他们二人的内心都激动不已,不过表面上却异常地平静。邓中夏首先对着敌人说话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敌人气的大叫,上前就将邓中夏毒打了一顿。这时候,敌人笑眯眯地走到李瑛的面前,说道:“你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认识他?”

怎么可能不认识,这个男人就是让李瑛牵肠挂肚的丈夫邓中夏啊!不过,在敌人的面前,李瑛不可能与丈夫邓中夏相认。李瑛语气平静地说道:“我没见过这个人!”

敌人不甘心,又说道:“你再仔细看看,你一定认识他。”

李瑛摇了摇头,坚决地回答道:“不认识!”

敌人急了,派人拿来邓中夏的照片,让李瑛看。李瑛仍旧回答“不认识”!

气急败坏的敌人,立即将邓中夏押走了。当邓中夏从李瑛目光中消失的时候,李瑛的内心悲痛万分,默默地说道:“亲爱的中夏,你还好吗?”自然无人回答。紧接着,李瑛也被敌人押走了。

或许,李瑛根本不会想到,她和邓中夏在审讯室的这一次见面,竟然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敌人从其他叛徒那里,验证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并通过贿赂操纵法庭,将邓中夏移交给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不久之后,邓中夏又被押到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牺牲之前的日子里,邓中夏对着狱友们表态说道:“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化成灰还是共产党员!”并且邓中夏还给组织写下了最后一封信:“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的胜利终于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被敌人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英勇就义,年仅39岁。

邓中夏牺牲三年之后,在组织的努力营救下,李瑛同志走出了敌人的监狱。此时的李瑛,早已经知道了丈夫邓中夏牺牲的消息,她在内心中不断告诉自己:“你要坚强一点,邓中夏没有走完的革命道路,必须要有人走下去,不然邓中夏就白白牺牲了!”

怀着对丈夫的无限哀思,李瑛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途。在途径西安的时候,李瑛受到组织的指派,留在西安协助刘鼎同志开展工作。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李瑛离开西安,来到了延安。此时,李瑛已经将名字改为了“李夏明”——“夏”,就是邓中夏的“夏”,“明”,则象征着光明,意味着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李瑛先后在劳动部、轻工部工作,并且千方百计自己和邓中夏所生的,被送给别人抚养的两个孩子。可是,李瑛苦苦寻找多年,也没有两个孩子的半点音讯,这让她无比的痛心。在此期间,李瑛还先后三次以邓中夏妻子的身份,来到邓中夏的家乡湖南宜章,去看望邓中夏的家人并追忆丈夫邓中夏。

后来,为了寄托对牺牲的邓中夏,以及苦寻未果的孩子们的思念,李瑛重新组建了家庭,嫁给了一位红军老干部,并生育了两个子女。为了表达自己对邓中夏的真情实感,李瑛让子女们称呼邓中夏为“先父”。在李瑛的心里,这或许是她能为邓中夏所做的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987年3月,李瑛(李夏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

如今,在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公里处的雨花台烈士陵园内,绿树成荫、花草遍地,景色十分秀丽。而邓中夏等一批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就长眠于此,四时受到人们的纪念和缅怀!先烈们崇高的精神品质,永远指引着我们勇敢前进!让我们向革命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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